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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那些标注历史的医界“丰碑”

2019-09-05 人评论

新中国70周年,一部筚路蓝缕的奋斗历史;新中国70周年,一曲激越昂扬的辉煌之歌。在70年的历史河流中,英雄无数;在无数英雄中寻找那些明亮的星,景仰无限。今天,我们书写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中19位丰碑人物,为健康中国行动立下前行的精神坐标,并以此向勤勉不…

新中国70周年,一部筚路蓝缕的奋斗历史;新中国70周年,一曲激越昂扬的辉煌之歌。在70年的历史河流中,英雄无数;在无数英雄中寻找那些明亮的星,景仰无限。今天,我们书写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中19位丰碑人物,为健康中国行动立下前行的精神坐标,并以此向勤勉不懈、智勇双全的13亿多健康中国建设者们致敬。奋进,奔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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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心中有国家 造福无国界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中国首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用创新性的研究为世界带来了迄今最重要的抗疟疾药——青蒿素。受益于此,数百万疟疾患者重获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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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在实验室工作。 中国中医科学院供图


1930年12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开明街508号屠家男主人,从《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中撷取“呦呦”二字,为刚刚降生的女儿取名。不曾想,女儿的一生事业就此与青蒿密不可分。


高中毕业,屠呦呦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大学毕业后,专精现代生药学的她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不久,她自愿脱产学习中医药,走进祖国传统医药“宝库”;1969年,39岁的屠呦呦受命从中药中寻找治疗疟疾的突破……正是源于对中医药的积淀认知,屠呦呦成功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有效提取出抗疟利器青蒿素。


一切仿佛是冥冥注定,背后却是科学家非凡的洞察、广阔的视野、顽强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为尽快研发出药物,她意志坚定,克服艰苦条件,即使不断失败也从不放弃;为保证病人用药安全,她带头试药;为获取第一手资料,她冒着酷暑奔走在海南疟区;为了研究稳步持续推进,她牺牲个人和家庭生活,把孩子托人照顾,独自咽下为人母的思念和愧疚……而当任务完成、艰难时刻过去,她又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选择继续低头耕耘,直到诺奖将她推至闪光灯前。面对如今接踵而至的表彰,屠呦呦将成就归功于参与研究的科学家集体。


“青蒿素的抗药性,治疗红斑狼疮等还要继续研究。”屠呦呦以不变的淡定、执着,诠释着科学家“心中有国家、造福无国界”的大爱情怀,在青蒿素后续研究之路上奋力前行。


张孝骞:在患者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


诊治患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临床中牢记四个字“戒、慎、恐、惧”;“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这都是我国现代胃肠病学创始人张孝骞教授对“如何做一个好医生”的朴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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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孝骞(左二)参加消化内科病例讨论。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作为我国现代医学先驱,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上世纪30年代,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研究,有的论文至今仍被国际学界引用。上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消化专科,对内科学系建设、人才培养、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倾注了全部心血。


他坚守着“治人而非仅治病”的初心,保持着医学的全景观,知识储备跨多个专科,在疑难杂症面前出奇制胜。一位久治不愈的患者,多次发生骨折,诊断结果不一。张孝骞仔细查体,最终在病人右侧腹股沟摸到一个不显眼的肿块。


他保持着“和病人在一起”最朴素的临床思维和诊治模式,85岁高龄还坚持一周进行两次门诊、4次查房。有位轻微感冒就休克却查不出原因的患者,张孝骞竟认出30年前曾为其诊治过,当时患者因分娩大出血求医。张孝骞根据这一病史找到病因。


北京协和医院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夫还记得,张孝骞总是歪着头,眼睛凑近小本子,仔细记录……这位被尊为“医圣”的权威说:“在患者面前,我们永远是个小学生。”


林巧稚:没有子女的伟大母亲


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后来称院士),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曾亲手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虽然终身未嫁,却被尊称为“万婴之母”“中国医学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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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林巧稚。


1929年,林巧稚从协和医学院毕业,成为留院执医的第一位中国女医生。林巧稚一生未婚,后来她说,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她决定不结婚。每一个由她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秀丽的英文签字:“Lin 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为了表达对林巧稚的感谢之情,不少妇女还把自己的孩子起名为“念林”“爱林”“敬林”等。


上世纪50年代,林巧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这种检查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医生约翰·斯·鲍尔士在《西方医学在中国宫殿——北京协和医院》一书中曾经这样评述过林巧稚:在中国,她被看作是一个医生英雄。


黄家驷:“当一名好教师、好医师”


他成功完成了我国首例食管癌根治术、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他主编的《黄家驷外科学》是我国外科学的权威著作。作为新中国胸外科和生物医学工程的奠基人、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他常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家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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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家驷教授(左三)在查房。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黄家驷早年赴美求学,学成后毅然放弃优渥待遇回国开创胸外科事业。1945年归国途中,他的行李丢失,却带回整套胸外科手术器械,并运用这套设备较早地在国内开展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食管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等。


1957年,他组建国内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并总结千余例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的临床经验,建立肺切除术操作常规,提出对肺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倡议。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国内第一所八年制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亲自主持研究制订建校方针、教学计划,并亲自抓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设备更新等,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胸外科医学人才。


在第75届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大会上,黄家驷获得世界杰出医学教育家荣誉奖。


晚年的黄家驷不遗余力地致力开拓中国的生物医学工程学,成立了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辞世后,家乡父老在江西省玉山县建起黄家驷公园和他的塑像,寄托对这位医学大家的崇敬和追思。


吴阶平:一生专注泌尿外科


他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铭记在心,一步步推动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创立和发展。他主张医学教育以“学本领”代替“学知识”,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和中坚力量。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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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阶平教授在北大医院主刀手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供图


从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吴阶平远赴美国深造。在新中国成立前,他谢绝国外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他1949年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开创我国泌尿外科事业,此后协助协和医学院重建泌尿外科,在北京医院成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协助北京友谊医院建设泌尿外科,积极推动我国泌尿外科事业发展。他毕生致力于泌尿外科医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


1978年,吴阶平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家泌尿外科研究所。他还提出“一侧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理论,确认肾上腺髓质增生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并在尿流改道、前列腺手术、尿石症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吴阶平深知要改变我国医疗卫生落后面貌,抓好教育、培养人才是第一要务。他重视教书育人。其一系列谈医生成长的文章,以生动的语言和富有哲理的论述,不但告诉学生如何从医,而且教育学生如何做人。


顾方舟:“糖丸爷爷”的一生一事


他是孩子们口中的“糖丸爷爷”;作为中方代表,他于2000年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庄严签下自己的名字,世卫组织随后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他,就是脊灰糖丸活疫苗的发明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顾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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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2年,顾方舟(右一)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与研究生们一起学习。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供图


在《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中,顾方舟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研制脊灰糖丸活疫苗。1953年,我国南通市发生“脊灰”流行,此后脊灰防控形势一度十分严峻。1959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考察脊灰死疫苗的生产工艺。而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顾方舟认为,若想控制和消灭脊灰,只能采用活疫苗的技术路线。


为了研发脊灰疫苗,上世纪60年代,顾方舟举家入滇。他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疫苗三期试验需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顾方舟带头亲身试验,还冒着风险让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参与试验。此后,顾方舟用奶粉、奶油、葡萄糖等作辅剂,将液体疫苗滚入糖中,糖丸疫苗由此诞生。这种疫苗不仅适合孩子口服,还能在常温下存放多日,在冰箱中甚至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运输,使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具备了条件。


据初步估算,自脊灰糖丸活疫苗诞生以来,至少避免了我国150万名儿童因脊灰所致麻痹和11万名儿童死亡。


诸福棠:毕生心系种“福田”


诸福棠的从医路,充满着时间感。


1922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的诸福棠升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本科;1927年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至193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1934年,回协和从医任教;1942年,与同道吴瑞萍、邓金鍌联手创建北平市私立儿童医院;1952年“六一”儿童节,他们一起把亲手创建的医院献给国家,诸福棠受命筹建全国首家大型儿童医院;1955年至1981年,出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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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福棠在为患儿诊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供图


时间是经,境界是纬,经线纬线交织,凸显诸福棠心中始终装着的家国。国家需要,那就努力往上走。国家需要,那就拼力往回走。国家需要,那就全力跟着走。国家需要,那就竭力往前走。


诸福棠的一辈子,走得坚定、敞亮。他始终挂念着孩子的健康与幸福。早在1937年,诸福棠就立志编写一本中国的儿科专著。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参考大量海内外文献。六易寒暑,《实用儿科学》一经问世就被宋庆龄看到,赞叹真的“实用”,立即寄往解放区广为翻印。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儿科医学参考书。之后几十年,诸福棠先后5次修订这本400多万字的著作。


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用含混不清的喉音费力地发着:“er……er……”的声音。几经猜测,在场的人问他是不是在说《实用儿科学》这本书,他才使劲点头。


“莫道嫩苗培育苦,岁寒松柏此时栽。”诸福棠曾经命笔赋诗,抒发自己对儿童卫生事业的一片衷情。1986年,得知我国第30家儿童医院即湖南省儿童医院成立时,抱病在身的诸福棠当即赋诗道贺:“洞庭秋水捷音传,保育髻龄种福田。儿院神州三十处,欣逢盛世迎新贤。”


诸福棠耕种的“福田”,如今正迎来大发展。


裘法祖:为医就要德才兼备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这是医学大家裘法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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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裘法祖(中)为普外科手术病人会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供图


说起这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的“才”,可谓厚矣。他是中国现代普通外科主要开拓者,改进普通外科手术20多种,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誉为“裘一刀”;他是器官移植外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主持创建我国首个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他还是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


有的人恃才傲物,裘法祖则以才养德。有人要给他写回忆录,中途他决定搁置下来,因为感觉“渲染”得太厉害了。他在总结自己的成果时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一是创办了《大众医学》杂志,二是编写了100多本医学教材,三是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才。”对于医患关系,他形象地比喻:“医生治病,是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的。”对于患病的农民,他怀着深切的同情:“他们常常受着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们找我时的痛苦表情,无形中有一股力量要求我挽救他们的生命。”


他的学生吴孟超院士曾经见过这样一幕:老师裘法祖院士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


听说汶川地震灾区病人转运到医院治疗,他主动请缨,担任医疗专家组顾问。伤员住进同济医院“爱心病房”后不到10分钟,他就赶到病房查房,参加专家会诊。那年,他已经94岁高龄。


他跟学生一起做项目。申报成果时,他坚持把学生名字排在前边。有人惊讶:院士哪能这么“屈尊”。裘法祖答:“我并不认为名字放在学生之后就没面子!”


吴孟超:与患者肝胆相照


手中一把刀,吴孟超握了75载,变形的是手,不变的是他从医的初心。鲐背之年,他仍然坚持每周上两三台手术,至今已救治了1.6万多名患者。以无尽赤忱善待患者,以赤子之爱发展肝胆外科事业,培养年轻医生更是诲人不倦,吴孟超心中永远有一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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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右一)正在为患者查体。曹希摄


吴孟超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在中国医学界,肝脏医学曾长期处于“荒芜”。上世纪50年代,从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吴孟超投入肝脏外科研究,与同事做出了中国第一个肝脏解剖标本,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1960年3月1日,他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肝癌切除手术。其1956年主导建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如今每年收治逾万名患者,年均手术量达4000台。历经半个多世纪,吴孟超呕心沥血,推动了中国肝脏医学的起步与发展。


“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是吴孟超的真实写照,他始终认为医德比医术更重要。听诊前,总是先暖暖听诊器;查体前,一定先拉上帘子。吴孟超还定下规矩: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用便宜的药,尽量减少重复检查。担任医院院长期间,尽管院务繁忙,他依然保证每周出诊,若是出差错过,回来还要补上。一位年轻的肝脏肿瘤患者走投无路,求助于吴孟超。在别人劝他不要接诊的时候,吴孟超将个人名誉置之度外,凭着高超技艺,将患者肝脏上篮球大小的肿瘤切除,避免了费用高昂的肝移植。


“我老了,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更要争分夺秒。”吴孟超说。


严仁英:守护千万母婴平安健康


严仁英(1913年~2017年)生于名门,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代,她考入清华大学;后又考入协和医学院,师从林巧稚。33岁便成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总医师。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路上,她致力于妇产科临床、妇女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用一片医者仁心守护了千万母婴的平安与健康,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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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仁英怀抱新生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供图


1979年,严仁英当选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她将自己的事业从临床转入当时被认为最无前途的预防保健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看到预防工作社会效益大的特点,我决心脱离临床转向预防研究,特别向农村妇女保健方面转移,为降低我国围产妇女死亡率闯出一条路子。”严仁英说。


在严仁英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使我国围产儿的死亡率由1988年的15.13‰降低到1997年的10.93‰。她率先提出了将社会因素纳入孕产妇死亡高危因素的观点,并据此从改善孕产妇周围的社会环境着手,在河南省建立健全了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这种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综合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严仁英还通过大量的人群研究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并通过“3年普及、两年提高”的步骤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了50%。


严仁英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并亲自主持修订妇幼卫生专业“妇女保健学”和“儿童保健学”教学大纲,为中国妇女保健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铁涛:我是为中医而生的


如果为当代中医药选择一位最鲜明的形象代言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现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1916年~2019年)一定是强有力人选。如果为邓铁涛贴上一枚标签,那一定是“铁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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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邓铁涛(左一)在进行临床带教。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研究所供图


邓铁涛104年的人生路,毋宁说是一条中医路。


出生于岭南中医药世家,从小闻着药香,看着父亲悬壶济世;16岁考入中医院校,接过岐黄“医钵”;22岁与同学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此后,他的毕生就与中医药再也分不开了。“我是为中医而生的人。”


于中医临床,他不断精进。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运用伤寒温病理论防治乙脑、流脑、流感,其理论至今仍有效指导流行性、传染性、感染性、发热性疾病诊治;本世纪初,他力主中医介入抗击SARS,率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73例SARS病人,取得“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的成绩。自此,中医有了和西医同抗突发传染病的机会。


于中医学术,他勇啃西医同行眼中的硬骨头。年近90岁时成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提出从补脾健胃着手,针对重症肌无力这一世界难题开展研究,将重症肌无力病人的治疗有效率提高到98.8%,为中医学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再添砝码。


于中医教育,他忧心忡忡,为刹住中医和西医院校“合并风”,推动中医药人才特色传承培养大声疾呼。在他的倡导下,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传授制度得以建立并推广,“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响彻中医界。


赵雪芳:始终与患者心贴心


活着时,有人说她“情系太行,魂系太行”,性格“像太行一样古朴和凝重”,和患者之间“有着像太行一样亘古的感情”。逝世时,人们送给她的挽联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高扬太行儿女正气歌,毕生辛劳救死扶伤镌刻白衣战士丹心谱”。除了赵雪芳,可能再没有医生与一座山的关系如此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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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雪芳查房时与病人亲切交谈,了解手术后情况。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供图


赵雪芳(1936年~1998年)生前是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一个时刻准备着迎接生命、全心全意善待生命的人,一个把“医人病”和“医己德”看得同等重要的人,一个懂得以情唤情、以心换心的人。


她的口头禅是“快走”,只为尽快给病人祛除病痛。她患过膀胱癌和直肠癌,曾经每天8个小时蹲便盆、16个小时躺在病床上,大剂量放疗后依然站在手术台边,为患者昼夜奋战。切身的体验,让她笃定:当医生,就当一个保险医生、贴心医生、知心医生。即便是“小事”,她也是不惜力。产妇生孩子精疲力竭之时,她不是在边上喊“用劲、用劲”,而是喂一口水;她到一家医院做B超,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腹水病人要自己费力地爬上床,几乎站不起来的赵雪芳赶紧伸手帮忙。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处何地,她都是一个与患者心贴心的医生。


赵雪芳献出一片真心,病人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有的病人成了她的“亲戚”,真心实意地想跟她亲近。听说她病了,有人一天3顿地给她送饭,还有人恳请帮她料理家务……她以真心和真情擦亮了医生这个职业,赢得了患者从心底涌起的信赖与爱戴。她因此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枚“白求恩奖章”。“我事业的成功就是病人的康复。”“我深知癌症无情、生命有限,我要把我所有的爱都倾注在病人身上。”斯人已逝,朴实的话语至今回荡在我们耳边。


侯云德: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这是侯云德常对身边人提及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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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云德在实验室做实验。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供图


侯云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2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上世纪60年代留苏归国后,他便投身医学病毒学事业。1982年,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


2003年SARS期间,侯云德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干扰素对控制SARS冠状病毒传播有效,干扰素α2b后被批准为SARS储备药物,为我国抗击SARS作出了重要贡献。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侯云德写下的诗句。1987年~1996年,他连任3届“863”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牵头设计并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宁静才能致远,严谨可以创新。”这是侯云德的座右铭。在科研工作中,他乐于助人,将自己的技术方法传授给他人,以促进科研技术发展。他说:“我国科学家应当团结起来,不能把持技术不外流,技术优势要靠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


吴英恺:“就是有这点精神”



身为我国著名医学家、中国胸心外科开创者,吴英恺(1910年-2003年)身上的标签数不胜数,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就是有这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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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吴英恺(右一)在湖南下乡医疗时风雨出诊。本报记者昌鸿恩摄


那是怎样的精神呢?吴英恺用一生做出了回答。


家境贫寒,家人多病,但知名老中医和教会医院院长仍会登门治病。厚德精医、止于至善的医者形象,印在少年吴英恺心上,让他笃定了从医的职业追求。


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后,吴英恺30岁即迎来从医的首个高光时刻——完成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这背后,是他异于常人的勤奋、钻研,以及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殷切之心。


1941年,吴英恺赴美进修,表现优异。面对异国的优越条件、导师的青睐,他毫不动摇回国的决心。“我的国家正在遭受别国的侵略,迫切需要像我这样的医生,我怎能久居国外?”吴英恺毅然回到了祖国。


30多岁时,他先后组建重庆中央医院外科、天津中央医院外科;40多岁时,他主持创办中国第一所胸外科专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古稀之年,他又挑起组建北京安贞医院的重任……创业之艰难以尽数,但为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吴英恺殚精竭虑、不辱使命。


上世纪中后叶,吴英恺数次赴河南林县调研当地食管癌发病情况,据此提出并推广有效防治方案。1979年,他组织覆盖全国29个省份、涉及400多万人的高血压普查。其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证。


本世纪初,吴英恺在身体尚可时立下遗嘱:后事必从简,有教学作用的标本由病理科保存。遵照遗嘱,他的骨灰没有留下。但很多后来者,记住并继承了他为国为民的“这点精神”。



吴登云:以白袍初心温暖各族同胞


江苏高邮作家汪曾祺笔下有位名叫“王淡人”的医生,喜欢干“傻事”。穷苦人来治病,白吃白喝。面对别人的不解,他的回答很干脆:“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村里的人给他送上一块匾,上写“急公好义”四个大字。而从高邮走出来的吴登云,在遥远的边疆诠释着“急公好义”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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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登云(中)上门看望病人。殷东林摄


吴登云出生于1939年,24岁时,在学医道路上有所成就的他,怀揣着对祖国的一往深情,由烟雨江南奔赴天山北麓,扎根地处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从此,他乡即故乡。他把绵延的思念化为一片丹心,以自己的医术和医德,为一方百姓健康护航。


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急需输血,他伸出自己的胳膊,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两岁小娃娃一半身子被烧焦,他从自己腿上取下13块邮票大小的皮肤,裹住了孩子的伤痕。面对他人的不解,他的回答很温暖:“我献出一点血、一点皮,换来病人的健康和生命,这是天底下最值得做的事。”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他每年都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到牧区巡诊和防疫。骑着马、背着药箱,足迹踏遍全县。他将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制定“十年树人”计划,潜心培养土生土长的柯尔克孜族医生。如今,他依旧履行着自己治病救人的不二初心,每周坚持出两次门诊,以实际行动展望着“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愿景。


辽阔的边疆,广袤的天穹,总有一片云彩为吴登云喝彩。这片云彩,镌刻着共和国对他的赞许,也镌刻着普通百姓对他的敬意。


陈中伟:“接起”一个新世界


1963年,面对一位右手腕关节以上一寸处被冲床完全切断的青年工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骨科专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1929年~2004年)率领团队经过8小时奋战,完成了在世界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例断肢再植手术。之后,他帮助病人成功闯过肿胀关、休克关、感染关、坏死关,接上去的手恢复了屈、伸、转、翻等功能,断肢再植获得成功。在同年召开的第20届国际外科手术会议上,陈中伟被赞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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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伟正在准备学术报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供图


为了能在显微镜下沉稳而灵活地缝合纤细的血管和神经,陈中伟一有空就钻到实验室,选择大白鼠股动脉、兔耳朵作为练习对象。经过近乎残酷地练习,陈中伟捏起了比绣花针还纤细的手术针,在细如毛发的血管和神经间“穿针引线”。观摩陈中伟的手术已成为青年医生一项不请自来的业务自修科目。


在陈中伟的人生履历上,还有太多个世界首例。他在国际上首创断手再植和断指再植等6项新技术;提出断肢再植功能恢复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1999年荣获显微外科领域最高荣誉“世纪奖”。他在一生中,和同事共接活了数千只断指。


为了给国家节约资金、面对患者各种病症时更游刃有余,陈中伟还去医学仪器厂和工人师傅一起改进手术器械。为了培养中国骨科、断肢再植和显微外科接班人,他扶持后学不遗余力。他用一生诠释了自己的职业信条——善对病人,精益求精。


王忠诚:一生诠释“忠诚”二字


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原院长王忠诚(1925年~2012年),以勤勉拼搏的一生,生动诠释着“忠诚”二字的底色与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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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诚(左)在指导学生研究显微解剖。新华社供图


1951年,王忠诚报名参加吉林省洮南后方医院抗美援朝医疗队。时年26岁的他,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比自己小9岁的志愿军战士因脑外伤永远闭上了眼睛,心如刀割。当时,全国的神经外科研究还是空白,主修普通外科的他立志向这个领域进军。


为了解决脑血管造影技术的困境,王忠诚常常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下。这使得他的白血球一度降至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患上严重肺炎甚至危及生命。他以透支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获得2500份珍贵的脑血管造影资料。作为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王忠诚推动中国神经外科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解决了一系列公认的世界难题。


勇闯医学禁区的步伐永不停歇。他成功完成国内首例枕动脉—小脑血管吻合术,引领手术创面小、患者痛苦小的显微手术成为新常规。他做过的开颅手术超过万例。他牵头组建“中华医学神经外科学会”,在各地建立分会,普及医术的同时,将医德的力量播撒到走过的每一个角落。2009年,他登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把‘中国’刻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甘于寂寞才能做好医生”“把祖国和人民给予的手术刀传下去”。


这份对国家、人民、事业的忠诚,让浩瀚宇宙中那颗“王忠诚星”恒久闪耀。


张金哲:小儿外科界的“宝藏男孩”


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教授,当年考大学时报了3个志愿,分别是燕京大学医预科、辅仁大学美术系和工商大学建筑系。幸亏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先到,后来众多孩子病痛时,才多了一位卓越的小儿外科专家可以仰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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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哲(中)带领年轻医生查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供图


张金哲1920年出生于天津,是个不折不扣的“宝藏男孩”。说“宝藏”,是因为除了被埋没的美术、建筑天赋,张金哲可能还是医生中最好的木匠。从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首创小儿外科,到80年代建立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他亲手创造和改良了许多适合于小儿疾病诊断和手术的器械,先后有著名的“张氏钳”“张氏膜”“张氏瓣”等50多项发明诞生。这些简便易行的发明,帮助基础差、底子薄的中国小儿外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张金哲获颁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丹尼斯·布朗金质奖章。


称一位99岁的医学大师为“男孩”,是因为张金哲不但有着孩子般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旺盛精力,还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张金哲用这颗心面对患者,铭记并践行“先交朋友,后做手术”。他无论何时何地随叫随到;白大褂上衣口袋里永远装着儿科常见病注意事项便条,随时发给患儿家长;把自己的论文稿费、书稿稿费和科研奖金贡献出来,作为救助贫困患儿专用“小金库”;向就诊患者及家属起立致意,一生不知收红包为何物。


他用这颗心面对学生和同行,义务出诊、查房、手术、讲课,尽心尽力,不求回报。如今,张金哲还在一线工作着。于他,仍能帮助患儿,就是最幸福的事。


王振义:胸膺填壮志 荣华视流水


著名血液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油画《清贫的牡丹》。“既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又要有正确对待荣誉和自我约束的要求。”王振义对画的解读,恰如他为学、为医、为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是: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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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义在工作中。本报记者胡德荣摄


王振义1924年出生于上海,18岁免试入震旦大学医学院,一路成绩优异读到博士。选定血液病,他就一头扎进去:首次在国内确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检测及其轻型的鉴别诊断方法,解决了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治问题;1986年采用全反式维甲酸,在临床上首次成功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恶性肿瘤细胞“诱导改造”为良性细胞,轰动医学界。


成功的背后,是王振义在物资短缺、科研条件落后时期的坚持不懈,是无数次走进死胡同、一次次挫败打击下的永不放弃;是在13-顺维甲酸求而不得,反其道而行之,选用全反式维甲酸的大胆创新、谨慎求证;是在5岁患儿生命垂危时,顶住压力奋力一搏的医者担当。


盛誉面前,王振义自省“这辈子看好了一种病,是欣慰也是遗憾”;成功之后,他不停步,继续在诊疗、科研、教学方面踏实前行。


他力荐学生陈竺、陈赛娟赴法留学,之后与其创造性地优化治疗方案,让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首个用内科疗法可以治愈的白血病;他严谨求实,不足两万字的硕士论文,为学生陈国强先后修改10遍;他慧眼识才,甘为人梯,缔造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


如今,95岁高龄的王振义仍坚持每周四“开卷考试”。即每周一由学生出题目,提交临床上遇到的疑难病例,他先自己搜索最新文献,再在周四与大家一起探讨。在他看来,“为了患者,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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